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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的经世致用的主张，在《通典》一书各部分内容中都有具体的反映，兹撮述其要点如下：
（一）经济思想方面。杜佑经济思想之最重要的方面，首先是他认为物质经济生活是一切政治措施的基础。他在给部帙浩繁的《通典》所写得极其简短的序言中，用画龙点睛之笔勾勒出他的“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的经济思想和《通典》在编次上以“食货为之首”的撰述意图，序言末强调了“或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尤其显示出他对序言中所写的这些话的高度重视。有的研究者认为：杜佑的这种认识和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基础对建筑在其上的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的主要的决定作用”[38]。这种评价是并不过分的。我们可以认为，在经济和政治的关系的认识上，杜佑是中国古代史家中第一个达到这种成就的人。其次是《通典·食货典》的逻辑体系，反映出杜佑对封建社会经济各部门及其相互联系的认识，已经达到了基本上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程度。如果说以上这两个方面主要地表现为认识上的价值的话，那么以下几个方面则反映了杜佑经济思想在实践上的意义，即：（1）谷、地、人，是从经济上达到“治政”的三个关键。他说：“谷者，人之司命也；地者，谷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治也。有其谷则国用备，辨其地则人食足，察其人则徭役均：知此三者，谓之治政。夫地载而不弃也，一著而不迁也，国安而不动，则莫不生殖。”[39]在杜佑看来，只要解决好粮食、土地、劳动人手这三个问题，就能达到“国用备”“人食足”“徭役均”的目的，社会经济才能不断发展。（2）在经济政策上要处理好“国足”和“家足”的关系。他认为：“国足则政康，家足则教从”；家足的办法不是逃税而是土著，国足的办法不是重敛而是相反的做法[40]。杜佑还说：“宁积于人，无藏府库。百姓不足，君孰与足？”[41]认为“家足”是“国足”的基础，“国足”不能离开“家足”，这样社会才能安定。（3）在财政思想方面主张“薄敛”和“节用”。杜佑说：“夫欲人之安也在于薄敛，敛之薄也在于节用；若用之不节宁敛之欲薄，其可得乎？”[42]他高度评价了唐代开国初的“薄赋轻徭”的政策在稳定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多次指出“厚敛”必然导致社会的动乱和政权的败亡。因此，他主张国家应该“省不急之费，定经用之数”，改变当时“甲兵未息，经费尚繁”的状况。杜佑的这些具体经济主张，都是为了避免“赋阙而用乏，人流而国危”[43]的局面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