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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李肇：《唐国史补》卷上“柳芳续韦书”条，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38页。
[19]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韦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530页。
论《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1]
唐代中叶史家杜佑（735—812年）所著《通典》200卷，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典制体通史，即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这是杜佑在历史编纂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开创性工作。跟杜佑大致同时而又“颇详”《通典》“旨趣”的李翰，在《通典》序中写道：
（杜佑）采五经群史，上自黄帝，至于有唐天宝之末，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靡不条载，附之于事。如人支脉，散缀于体。凡有八门，勒成二百卷，号曰《通典》。[2]
这一段话，概括了《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总的特点。其后，学人之论《通典》编纂者，大多祖述李翰《通典》序。例如，宋人陈振孙云：“《通典》……采五经群史、历代沿革废置、群士论议，迄于天宝，凡为八门。”[3]清人纪昀等谓：“（《通典》）所载上溯黄虞，讫于唐之天宝；肃、代以后，间有沿革，亦附载注中。……其博取五经群史及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类相从：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考唐以前之掌故者，兹编其渊海矣。”[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