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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李肇:《唐国史补》卷上“柳芳续韦书”条,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38页。
[19]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韦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530页。
论《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1]
唐代中叶史家杜佑(735—812年)所著《通典》200卷,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典制体通史,即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这是杜佑在历史编纂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开创性工作。跟杜佑大致同时而又“颇详”《通典》“旨趣”的李翰,在《通典》序中写道:
(杜佑)采五经群史,上自黄帝,至于有唐天宝之末,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靡不条载,附之于事。如人支脉,散缀于体。凡有八门,勒成二百卷,号曰《通典》。[2]
这一段话,概括了《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总的特点。其后,学人之论《通典》编纂者,大多祖述李翰《通典》序。例如,宋人陈振孙云:“《通典》……采五经群史、历代沿革废置、群士论议,迄于天宝,凡为八门。”[3]清人纪昀等谓:“(《通典》)所载上溯黄虞,讫于唐之天宝;肃、代以后,间有沿革,亦附载注中。……其博取五经群史及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类相从: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考唐以前之掌故者,兹编其渊海矣。”[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