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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解增和千家诗注》
这是明代皇太子用的教科书。
当时规定各人于五经中任习一经,视投考时填写某一经,即于该经内出题。各人所习经不同,皆只习一经,其余四经可以不读。
专制帝王开办学校固有其特殊用意,但明初以办理的认真,尚能表现一点成绩,不过再传以后,社会人士多趋于科举,学校也走到元代的“名存实亡”之旧路了。科举发达以后,虚荣牢笼之术,较前代更盛,而缺点亦最多。我们只举摘其重要的三点:(一)考试的范围太狭;(二)试文的格式太呆;(三)政府的任用太促。明代乡、会两试,虽明定三场之制,实际只能算得一场。因为当时的习惯,只重头场,如头场的卷子做得很好,能中主试者的意旨,就有被取的希望,其余二、三两场的卷子视为不足重轻。头场考试的范围,虽然限于四书、五经,其实只有《四书》一经。此四书一经中可以出题的不过一二百道,只要将这一二百道题平日完全作好了,或熟记前人所作的文章,到入场时,十分之九可以猜中;若是猜中了,只要抄誊一番,十分之八九便可以侥幸获取。所以地方的富家巨族,平日常延请经师到家设馆,其目的不在教他们的子弟如何读书,是要教师替他们的子弟做夹带。教师入馆以后,即选择《四书》中可以出题之处各拟一篇,令生徒熟读牢记,到入场时,考题相同,即可全为抄去,一旦侥幸获取了,便是贵人。这一种贵人,对于本经原文,全然不晓;即或能读一经,其他四经亦属茫然莫晓;即或四书五经都能背诵,亦不知其全经大义之所在;况能背诵全经者百不得一,而一经不知者比比皆是。既不科以真实的学问,哪能取得有用的人才?以这种侥幸进速成之士,而委以政权,怎得不偾事?此顾先生所谓“率天下而为欲速成之童子,学问由此而衰,心术由此而坏”。[3]考试的范围限制这样的狭隘,既率全国士子不肯读书;而试文的格式又规定非常呆板,士子虽肯读书,所读亦属流俗肤浅之书,所习尽是机械无用之文,则更坏了。所谓机械无用之文,即当时场屋所通行的八股。八股是怎样一种形式?我们只看顾先生《日知录》所举弘治九年会试进士所出“责难于君谓之恭”,便可以知道一个大概。[4]这种文字,只重形式,不取实质,专意摩仿古人的语气,毫无创作的精神,汩没个性,柔化民族,其贻害更甚于唐之诗赋,宋之策论;此顾先生所谓“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见《日知录·科举》)这一班读书分子既无实学,可反骄贵。他们一旦取得科名以后,便自以为社会上的优秀分子、特殊阶级,可以享受一切特权,可以骄傲天下民众了。这一个毛病,由于政府任用太促、宠遇太过的原故。士子在殿试取得进士以后,天子即授状元以修撰,授榜眼、探花以编修,二、三甲即可考选庶吉士。考选了庶吉士以后,即可进入翰林院,或拔入馆选,或命其观政,俨然将来的宰辅,为满朝之所推许,而自己亦以此自期待。此《明史》所谓“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可以想见当时进士之地位了。不仅进士有这样的骄贵,就是乡试取中以后,凡举人在地方已属威风不小。他们已取得了士大夫的资格,可以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可以欺压民众、颐指气使了。说到这里,我们又要引出顾先生的话来:“科名所得十人之中,其八九为白徒,而一举于乡,即以营求关说为治生之计。于是在州里则无人非势豪,适四方则无地非游客,而欲求天下之安宁,斯民之淳厚,岂非却行而求及前人者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