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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解增和千家诗注》
这是明代皇太子用的教科书。
当时规定各人于五经中任习一经，视投考时填写某一经，即于该经内出题。各人所习经不同，皆只习一经，其余四经可以不读。
专制帝王开办学校固有其特殊用意，但明初以办理的认真，尚能表现一点成绩，不过再传以后，社会人士多趋于科举，学校也走到元代的“名存实亡”之旧路了。科举发达以后，虚荣牢笼之术，较前代更盛，而缺点亦最多。我们只举摘其重要的三点：（一）考试的范围太狭；（二）试文的格式太呆；（三）政府的任用太促。明代乡、会两试，虽明定三场之制，实际只能算得一场。因为当时的习惯，只重头场，如头场的卷子做得很好，能中主试者的意旨，就有被取的希望，其余二、三两场的卷子视为不足重轻。头场考试的范围，虽然限于四书、五经，其实只有《四书》一经。此四书一经中可以出题的不过一二百道，只要将这一二百道题平日完全作好了，或熟记前人所作的文章，到入场时，十分之九可以猜中；若是猜中了，只要抄誊一番，十分之八九便可以侥幸获取。所以地方的富家巨族，平日常延请经师到家设馆，其目的不在教他们的子弟如何读书，是要教师替他们的子弟做夹带。教师入馆以后，即选择《四书》中可以出题之处各拟一篇，令生徒熟读牢记，到入场时，考题相同，即可全为抄去，一旦侥幸获取了，便是贵人。这一种贵人，对于本经原文，全然不晓；即或能读一经，其他四经亦属茫然莫晓；即或四书五经都能背诵，亦不知其全经大义之所在；况能背诵全经者百不得一，而一经不知者比比皆是。既不科以真实的学问，哪能取得有用的人才？以这种侥幸进速成之士，而委以政权，怎得不偾事？此顾先生所谓“率天下而为欲速成之童子，学问由此而衰，心术由此而坏”。[3]考试的范围限制这样的狭隘，既率全国士子不肯读书；而试文的格式又规定非常呆板，士子虽肯读书，所读亦属流俗肤浅之书，所习尽是机械无用之文，则更坏了。所谓机械无用之文，即当时场屋所通行的八股。八股是怎样一种形式？我们只看顾先生《日知录》所举弘治九年会试进士所出“责难于君谓之恭”，便可以知道一个大概。[4]这种文字，只重形式，不取实质，专意摩仿古人的语气，毫无创作的精神，汩没个性，柔化民族，其贻害更甚于唐之诗赋，宋之策论；此顾先生所谓“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见《日知录·科举》）这一班读书分子既无实学，可反骄贵。他们一旦取得科名以后，便自以为社会上的优秀分子、特殊阶级，可以享受一切特权，可以骄傲天下民众了。这一个毛病，由于政府任用太促、宠遇太过的原故。士子在殿试取得进士以后，天子即授状元以修撰，授榜眼、探花以编修，二、三甲即可考选庶吉士。考选了庶吉士以后，即可进入翰林院，或拔入馆选，或命其观政，俨然将来的宰辅，为满朝之所推许，而自己亦以此自期待。此《明史》所谓“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可以想见当时进士之地位了。不仅进士有这样的骄贵，就是乡试取中以后，凡举人在地方已属威风不小。他们已取得了士大夫的资格，可以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可以欺压民众、颐指气使了。说到这里，我们又要引出顾先生的话来：“科名所得十人之中，其八九为白徒，而一举于乡，即以营求关说为治生之计。于是在州里则无人非势豪，适四方则无地非游客，而欲求天下之安宁，斯民之淳厚，岂非却行而求及前人者哉？”